赵忠贤，首位“40后”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也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在80年代末发生在中、美、日三国之间的“超导大战”，确定了中国在国际超导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而正值当年的赵忠贤“一战成名”，被誉为国际科技界的新星。
今天，科技网带大家一起仰慕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赵忠贤院士的大师风范。
1941年1月，赵忠贤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那时候穷，几个县就一所中学。赵忠贤念的高中，特别重视体育，每天必须跑步。东北的冬天，早晨又黑又冷，学生对体育老师“恨”得不得了。老师一说锻炼，学生就使劲跺脚以示抗议，可老师照样让做操跑步。赵忠贤说，就这么3年坚持下来，身体打下好底子，不然后来哪有那么大精力、那么好的体力搞科研。
1959年，赵忠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所学校，有着数位让无数心怀科研梦想的学生顶礼膜拜的大师，严济慈、钱照临、钱三强、华罗庚、钱学森……这些大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忠贤做科学的思维方式、精神和态度。
赵忠贤学的是低温物理，他的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当时的赵忠贤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老老实实学习，将来为国家作贡献，“做学术带头人这种事从没想过”。
1964年，赵忠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很快成为所里重点培养的青年人才，跟随洪朝生先生做超导研究。
1973年，赵忠贤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接触到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回国后，他提出要“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
随后几年，赵忠贤的研究几度受阻。但梦想总在冥冥中召唤，指引赵忠贤历经万难，初心不变。
初生牛犊，锐不可当。1977年，赵忠贤在《物理》杂志上撰文阐述自己的看法，支持对国际广泛认同的麦克米兰极限提出挑战的那一派观点。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他的思想太大胆了，但此后40多年的科学理论发展一再证明，他是对的。
1986年，45岁的赵忠贤偶然读到一篇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的论文，讲的是“铜氧化合物可能存在35K超导性”。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但这与赵忠贤1977年发表的论文观点“不谋而合”。作为极少数“醒得早”的人，他立刻组织团队，开始研究铜氧化物超导体。
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造的。比如，烧样品的炉子就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买的设备都是二手货。
有了自制炉子，赵忠贤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干，夜里不睡觉，困了就靠在桌子上歇歇，有事就起来继续干。
很快，赵忠贤团队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突破了认为“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克米兰极限。
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为之震动，“北京的赵”一“战”成名。
赵忠贤团队的研究使得超导电性低温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为便宜而好用的液氮，并因此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赵忠贤等人的成果，凸显出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的意义，1987年这两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柏德诺兹说：“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感谢他们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超导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研究超导带给科学家的并不总是期望，也有迷茫。
科研进入低谷时，一些研究者纷纷“转向”，有些研究团队甚至解散了。但赵忠贤认定，高温超导研究有潜力，未来必将有重大突破。他带领团队顶着“难出成果”的压力坚持高温超导研究，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正因有久坐“冷板凳”的深厚积累，才有后来发现铁基超导体的爆发。
2014年初，赵忠贤等凭借铁基高温超导研究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7年1月9日，赵忠贤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或许我们会想，是什么支撑这些令人钦佩的大师在艰苦的条件中，日复一日的坚持看似枯燥的科学实验?又是怎样的信念，让他们在同行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能够一直坚持到底?
或许赵忠贤院士回答新华网记者的采访能够给我们一个解答。
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但是并不枯燥，因为超导研究充满挑战与发现。能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这有多快乐!
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我每研究一段时间后就能看到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每个人对幸福的感觉不一样。能够看到崭新的世界，我就感到很幸福，很高兴。虽然有时生活苦一些，干活累一些，但我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就感到很快乐。
很多人把大师的成就归功于天才的智商，不要忘了，在他们成功之前，从没有比你我少走任何一分的弯路，少遭遇任何一分的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