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一件疑似乾隆皇帝大祀时所穿的龙袍出现在英国宝龙拍卖行网站上，标价高达15万英镑，约合133.8万人民币。辛亥革命之后，确实曾出现过大批皇宫文物流散的情况。龙袍的原持有者英国军官奥夫利·肖尔就是于1912年在北京购得了这件龙袍，卖家是谁已无法查考。
这些年，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一直牵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而谈及文物流失，大古董商卢芹斋也就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卢芹斋又叫卢焕文，浙江湖州人，出身贫寒，曾在民国大佬张静江家做佣人。1902年，他作为张静江的随员前往法国，在张的通运公司里打工。正如卢芹斋所说，“20世纪初，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很多中国陶瓷和其他古董趁乱出境，流入法国，巴黎于是成了中国艺术品集散地。”当时，一只宋代小白瓷碗在山西的“进价”是10块大洋，到了巴黎则可以卖到1万美元的高价。就这样，通运公司抓住“商机”，挣了不少钱。
1908年，卢芹斋在巴黎建立了来远公司，并游走中外，建起了自己的古董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黎乃至整个欧洲的古董生意渐渐萧条。卢芹斋敏感地意识到，战争已经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于是1915年3月，他又将公司开到了纽约。很快，在美国的第一笔生意成交。他把湖州老乡庞莱臣手里的十几幅古代名画倒卖给了美国的藏家弗利尔，售价16500美元。这些画中的大部分至今还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中。
天生的商人头脑让卢芹斋在古董的名利场中如鱼得水。慢慢地，他把自己打扮成了文化大使，不但创造了一些词汇来描述中国艺术史，还出版了不少图书和画册。卢芹斋的古董铺也成了文化沙龙，他还举办各种展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来自中国南方的古董商人塑造着欧洲藏家对中国艺术品的品味。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说，每年秋天卢芹斋的文物展，都会推出一个系列，从青铜器、陶瓷、雕塑到其他艺术品，引得人们翘首以待，兴致盎然。
此后，达到事业巅峰的卢芹斋开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热心公益活动，还经常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解囊相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一度投入救亡运动之中。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在祖国文物流失中的所作所为。如果说，他从私人藏家手中收购和倒卖艺术品，还可以勉强视为经济行为的话，那么，为偷盗者洗白文物，就怎么都难辞其咎了。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上著名的昭陵二骏石刻，就是经由他的手进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此外，卢芹斋还凭借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成为倒卖龙门石窟雕像最重要的古董商。他曾不无狡黠地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然而，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正是卢芹斋之流的存在，刺激了文物偷盗行为。
早在1947年，郑振铎就呼吁要全力打击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把重要文物私运出国的人，“简直是卖国行为，而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有效地制止了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而此前，卢芹斋在上海的“货”已被扣留和查封，他知道，自己的古董生意做到头了。但在宣布结束自己的古董生涯时，卢芹斋还自我辩护说，“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留心文物返回的人，可能会觉得卢芹斋的话似曾相识，因为今天还有人持类似看法。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战火纷飞，文物远渡海外，客观上反而起到了保护作用。对此，大收藏家张伯驹的一段话，足以辨正，“综清末民初鉴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藏家，功罪各半矣。”张伯驹为保护文物不惜散尽家产，但他并不希望这些文物为子孙永保，更不以此牟利，反而这样说道，“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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